林孝庭/主講 祁鴻儒/整理

【編者按】

2020年2月3日，存放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經國日記正式對外公開，這份前后持續四十余年的日記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備受矚目的新材料。然而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學者前往胡佛檔案館的行程受阻，未能如期看到日記。

2020年10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吳景平教授之邀舉行線上講座，為讀者詳解“蔣經國日記與近現代史研究”。林孝庭研究員在通讀蔣氏日記后，對其中涉及的國民黨政治體系、民生經濟、人際關系網絡等議題做出學術解讀，并指出日記能為史學研究提供的新方向，以及日記作為史料的一些局限。

林孝庭研究員的學術興趣包括1911年以來的國民黨政治體系和民主制度、1950-1960年代的美國與中國臺灣地區間的政治軍事關系、大中華地區的民族政治和少數民族問題等，著有《困守與反攻：冷戰中的臺灣選擇》（九州出版社，2017），與吳景平教授合編有《宋子文與外國人士往來函電稿（1940-1942）》、《戰時歲月:宋子文與外國人士往來函電稿新編(1940-1943)》。

澎湃新聞經授權整理刊發林孝庭研究員的報告，文字經主講人審定。

林孝庭研究員

圍繞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日記所有權，臺北“國史館”與蔣氏后人長期存有爭議，已經對簿公堂。但雙方有共識，希望公開蔣經國日記以推動學術研究。2019年9月9日美國聯邦法院正式判決，同意胡佛檔案館向全世界公開日記復本。當時該檔案館仍處于閉館狀態，2020年2月3日胡佛檔案館在其恢復開放后的首個工作日就對外公開了蔣經國日記。

2020年6月19日，臺北法院判決，蔣氏父子日記在其擔任地區領導人任內歸“國史館”管轄，其余部分則歸蔣氏家屬，具體分配細節未定。蔣經國于1978年5月成為臺灣地區領導人，這就意味著，蔣經國從1937年至1977年所寫大量日記的保存成為一個懸而未定的問題。若非胡佛檔案館此前先行公開日記復本，恐怕公眾短期難以得見其貌。

蔣經國日記（圖片來自胡佛檔案館）

蔣經國生平及其日記概況

大家對蔣經國的一生并不陌生。他在讀中學之前都在中國接受基礎教育，1925年10月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當時中國不少有能力的家庭都將子女送到蘇聯留學，形成了一股潮流。他在蘇聯的同學有鄧小平、葉劍英、烏蘭夫、林伯渠、董必武、廖承志等中共要人。在當初具有革命情誼的人中，后來有一半成了蔣氏父子的仇敵，另一半則選擇追隨他們，形成一種政治上的分離。

西安事變結束后，斯大林同意蔣經國和妻子回國。1937年3月25日，他們乘船回到上海，隨后開始踏入政壇。蔣經國大致有江西贛南時期、重慶時期、戰后東北接收等經歷，到1949年國民黨風雨飄搖時，他都陪在父親身邊。1949年底，退到臺灣之后，他開始主導安全情報和軍隊的各項工作，包括防務、兩岸關系等，再到1970年代任“行政院”的“副院長”、“院長”，1978年就任臺灣地區領導人，1988年在任內去世。這是他一生的大致軌跡。

蔣介石與蔣經國

蔣經國在1937年回到中國之后，在他父親的指示之下，先回到浙江奉化陪伴母親。隨后蔣經國在徐道鄰、汪日章、黃寄慈等人的指導下重新熟悉中文、熟讀國學典籍和孫中山的著作。而且在父親的要求下，他開始撰寫在蘇聯12年的回憶錄。從此，他開始每天寫日記，直到1979年12月。

閱讀蔣經國日記時需要注意什么？

蔣經國的第一篇日記寫于1937年5月4日。日記內容大致如下：早起后習大字九十。早膳后與徐先生（應當是徐道鄰）談論國家政治。讀曾國藩家書后意識到“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文中還提到表弟竺培風從杭州到溪口來讓他很高興。下午跟徐先生去了祖母的墳墓。晚飯后又跟徐先生談論自己12年內的思想變化。由這第一篇日記也可以看出蔣介石對于自己在蘇聯接受了十多年教育的兒子并不完全放心，想要進行一段時間的思想觀察。

林孝庭研究員認為，這第一篇日記似乎也奠定了蔣經國日后42年寫日記的風格。很多時候他會在日記開頭記錄自己對某件事情的看法，然后再記錄自己一天的作息。譬如1941年8月7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明月又圓，人之于世曾見有幾次可觀月之圓也。最近又感心中煩悶不堪，深夜對天長嘆。芳良對我之冷淡刻薄，無可再忍矣。每天辛苦返家，不但不能得到安慰，而且日日受氣，受人之苦，固不可免。而又何必去自尋苦吃……唯有命苦二字而安慰之。

整篇日記唯有最后一列寫了“上午辦公，下午接見民眾”。所以日記中較多的篇幅用于描述自己對某些事情的看法，而未必記載當天做了哪些公務。與其父親蔣介石的日記內容相比，蔣經國日記中更多體現了私人的、主觀性的看法和觀點，以及家庭的困難和生活的情況，并非一直都在談論黨國要務。這也使得蔣經國日記的內容免不了出現較多的主觀性，是在閱讀研究時需要注意的一點。

蔣經國不間斷地寫了42年日記，這些日記連同蔣介石日記，都于2004年底由蔣方智怡暫存胡佛檔案館。但無論是胡佛檔案館，還是蔣家后人，都不知道其中1948年日記的下落，蔣經國官邸臺北“七海寓所”的負責人也不知其所蹤。1937年至1940年、1945年至1947年和1949年這8年中的日記是抄謄本。如今我們看到蔣經國的第一篇日記也并非他本人字跡，而是他的秘書抄的。這些日記原件也不在胡佛檔案館。除此之外的日記都是寫有他本人字跡的原件。蔣經國1948年的日記雖然佚失，但其中下半年有關上海經濟管制的部分，曾被整理后以《滬濱日記》之名出版，這說明其確實存在過。此外蔣經國日記中的一些部分，如他在贛南時期的訓練工作、1945年末奉派接收東北、1949年國民黨風雨飄搖的日子以及1975年蔣介石過世之后的一段時日等內容，都被以不同的名錄整理在臺灣出版。但是這些出版物是國民黨基于宣傳目的出版的。林孝庭研究員經過對比后認為，這些出版的日記節錄跟原件內容存在一定差異。

臺灣地區出版的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書影

林孝庭研究員發現，蔣經國日記1939年的7-12月和1940年7-12月，這兩個年份六個月的抄本內容出現了錯置。原因可能是其秘書在抄謄原件時發生嚴重錯誤。因此未來研究者在檢視這段時期的日記時，需多加留意。根據蔣經國本人所言，協助他抄謄者是黃寄慈，這是負責抄錄的人員之一。早年蔣經國的日記基本是一天一頁，中規中矩進行記錄。1970年代開始，他寫日記的習慣發生了一些改變，不再是每天記錄，可能某天日記寫得很長，超過三四頁，跨越數天，多半是他對于某些議題的想法或是對之前一周事件的補錄。但還是會在每天頁面的空白邊緣記錄當天的重要行程。比如1975年4月6日他在正文中記錄了“監察院通過彈劾案”、“政治官僚打擊行政院借公濟私”等問題。但這是蔣介石過世的第二天，林孝庭研究員認為，蔣經國不可能在當天心平氣和寫下諸多公務。在該頁上方還補記了“父親于四月五日十一時五十七分病逝于士林官邸，兒痛不欲生。父遺體于今晨二時移榮民醫院”。可見他的日記正文內容是之前所寫，在當天又將父親過世的內容補在空白處。這種情況在蔣經國1970年代的日記中屢見不鮮，在未來的研讀中需多注意。

林孝庭研究員指出，在研究蔣經國日記時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他日記中可能存在隱晦、避重就輕甚至撒謊的情況。如在1954年10月，蔣找到了1942年的日記本，并在內封上寫道：

翻閱舊日記，發覺民國卅與卅一年之日記中，被人偷撕甚多，實為奇事。可能于卅八年侍父至馬公時被偷。因抗戰期間之日記六本，當時曾帶在身邊，置于一箱中，并未加鎖，且曾有一次奉命赴廈門公差，離馬公寓所有二天之久，想必于此時被偷。雖已不記得其中所記為何事，但絕無愧心事，故于心亦甚安也。

林孝庭研究員認為蔣經國似乎沒有說實話。因為1942年那本日記中被撕的部分正好是他的情人章亞若生孩子、以及章亞若突然暴斃的一段時間。林孝庭研究員認為不會有人敢撕蔣經國的日記，這極可能是他自己撕掉的，所以才在1954年補記“無愧心事”。在1954年10月30日蔣經國又寫了一段話：

繼春為人忠厚，生活樸素，為一最難得之干部，他在生時曾與章姓女相識，未婚而生孿子。當在桂林生產時，余曾代為在醫院作保人，后來竟有人誤傳此孿子為余所出，后來章姓女病故，現此二孩已十有余歲，為念亡友之情，余仍維持他們之生活，并望他們有如其父一樣的忠心，為人群服務。

這段話公開后，曾在臺灣媒體上引起軒然大波。林孝庭認為蔣經國沒有說實話。因為據1942-1943年的日記可以看出，章亞若到去世時王繼春都還在世，所以并不需要蔣經國做保人。而且日記中也沒有提到在王繼春去世后蔣經國代他照顧孩子，因此12年后補寫的這段話多半是有問題的。

除章亞若之外，蔣經國也曾追求過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士。顧正秋生前在回憶中也表示過厭惡蔣經國的追求。但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有人說我拿了五十萬美金，促成任顯群和顧正秋的婚姻，并說我跟顧有桃色關系。如此無影無蹤，毫無事實根據的流言竟然會被人相信采用。人心真是壞，政敵們真是惡毒。”后來任顯群入獄，有人懷疑是蔣經國公報私仇。蔣經國自己則說：“如此無影無蹤的謠言是有人在制造，亦有人流傳相信，社會之可怕……”所以他日記中所記載的未必都是真實情況，這是研究者需要注意的地方。關于章亞若的問題，林孝庭研究員認為，1949年以后，蔣經國已進入國民黨的接班人之列，加上他負責情報與政工，內外政敵甚多，陳誠、吳國楨、孫立人等都痛恨他，這對他的政治生涯非常不利，所以在一些敏感話題上，他并未在日記里全盤吐實。

然而，如果說一個人連續43年天天寫日記欺騙自己，這也是不合理的。日記的主觀性不可能完全等同歷史事實，用蔣經國日記來解說歷史，得到的是蔣經國所認為的歷史而非客觀發生的歷史。因此在進行研究時日記只能作為材料之一，必須參照其他各方的檔案資料，加以對照和佐證之后，才能拼湊出較為客觀的歷史原貌。

2019年12月胡佛檔案館曾舉行一個發布會，林孝庭研究員當時挑選了幾篇蔣經國日記向公眾展示。從中可以看出，蔣經國日記中寫的東西并不都是當天發生的事情。如在1970年1月18日的日記中，蔣經國回憶1948年秋在上海“打老虎”的時候，“……采取的經濟管制辦法是不合經濟原理的。意氣重于理智，是無法持久和成功的”。這是他做出的反省。他的日記有部分記錄了當天的所作所為，但也有很多他對特定問題的主觀感想和看法，而未必是當天發生的事情。在1976年8月11日的日記中，他提到了日本和俄國對中國危害很深的想法，而在次日的日記中，他則補記了之前一周的工作內容。因此在閱讀他的日記時，要關照前后文，判別所記的是哪一天的事件。

1949年前后的關聯性與延續性

通讀日記之后，林孝庭研究員提出要關注1949年前后的關聯性和延續性。蔣經國政治生涯的高峰是在1949年之后，而在臺灣地區他處理問題的某些方式與他在蘇聯的留學以及在大陸的工作經歷都有很密切的關系。因此1949年并不是一個明確的分界線，前后的關聯性是很大的。這方面有三個例子：

第一是民生經濟議題。蔣經國在1970年代對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進行了包括“十大建設”、建立“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在內的一系列經濟活動。但是林孝庭研究員認為，如果從較大的歷史脈絡來觀察，蔣經國對很多財政經濟和民生問題的看法都沒有太大的改變，即他有根深蒂固的“社會主義思維”。具體展現為濃厚的“反商”、“仇商”情結，而且他很同情關懷弱勢平民，偏好計劃經濟，主張運用政府力量與財政手段來主導經濟發展方向。同時他對外國投資、民營企業與自由經濟持保留和懷疑的態度。這些“社會主義思想”在他的日記中都表現得極為明顯。比如他在1941年贛南時期的日記中表露出了對貧富不均的極度痛恨。他在贛南時期所制定的計劃都是致力于縮小貧富差距。讓“富者不再富”，“貧者不再貧”甚至于“貧者日富”。在1969年，當他任職“行政院副院長”時，他在日記中也寫到了對私人經濟的不信任。他說：“今日的私人經濟乃國家經濟的一環，私人資金應有計劃地納入生產體系……”他認為，如果所有的錢都在私人手上，就會造成浪費和貧富不均，因此一定要合理分配。至于蔣經國對民生的關懷，1941年贛南發生蟲害，他就很擔心當地的稻米是否能夠豐收；1977年臺灣南部下了很大的雨，農作物有很大的損失，隨后又遇到旱災，蔣經國為此非常難過，在前后的日記中寫道，自己遇到過很多大的事情，比如在紐約被臺獨分子開槍行刺，都不擔心；但只要想到民生問題，晚上就會失眠。因此，通過前后日記的對比，可以看出他有很多核心思想和個性是始終沒有改變的。財經領域并不是蔣經國所擅長的，他在上海“打老虎”的失敗經歷在政府遷臺之后仍然讓人記憶猶新。很多人只看到臺灣變成“亞洲四小龍”，卻忽略了蔣經國本人對于經濟問題的思維。林孝庭研究員認為這是1949年前后的關聯性中可供研究的一個重點。

第二是人際關系的網絡。1949年以前蔣經國在中國大陸以及蘇聯結交的一些人物，在往后半個世紀里，對于其個人政治生涯乃至臺灣政治發展，有很深遠影響。

他的人際關系網絡中最主要的就是留俄同學。這些同學一半成了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政治上的敵人，而那些愿意追隨他的人多半成了他在情報與國安系統里的重要助手，包括張師、卜道明、王崇五、嚴靈峰等。即便對研究臺灣史的學者而言，這些名字也不算熟悉。因為他們都被蔣經國派去做一些秘密的情報工作，這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1950年11月蔣經國還在臺北成立了留俄同學會，他每年都會跟這些老同學聚餐，并沒有因為蔣介石親美而排斥與當年留蘇同學的交往。他還在日記中提到，每次跟這些同學相處，談到往事就感到非常愉快。

第二大關系網絡是贛南系。1938-1944年蔣經國在贛南期間培養出來的追隨者也是跟隨他最久的人。這些人遷臺之后雖然人數并非最多，但是勢力最龐大。其中包括王昇、江國棟、李德廉、蕭昌樂等人。這些人也不是“臺面上的人物”，在1950年以后的臺灣政壇上都被劃歸為“太子派”的核心，主要負責政工。其中王昇主掌臺灣政治作戰勢力達三十余年。他還在1980年代被美國中央情報局認為是蔣經國的接班人。但由于位高權重以至于“功高蓋主”，晚年被蔣經國“流放”到了南美洲的巴拉圭當“大使”，從此遠離政治核心。章亞若也曾是贛南系成員，她曾是蔣經國“三民主義青年團”訓練班的學生，在她去世后，其子蔣孝嚴、蔣孝慈兄弟還由王昇照顧了數十年。

第三大關系網絡是中央干校系。1944年初，蔣介石命蔣經國兼任新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干部學校”教育長職務。在將近兩年的時間里，蔣經國培養了一批學生。包括羅才榮、江海東、楚崧秋、李煥、包遵彭等。這批學生成了1949年后蔣經國派系的另一個核心，在黨務系統、救國團、宣傳、新聞等領域極具影響力。

有趣的是，贛南系與中央干校系在1970年代后，一個被歸為保守派，另一個是開明派，在政治光譜中形成了兩個對立的系統。

其中也有由愛生恨的人。比如，曹聚仁早年在上海擔任中學教職，抗戰后任中央社記者，于1938年4月率先報道“臺兒莊大捷”。同年底他在南昌采訪蔣經國，兩人結識。1940年春，曹聚仁前去對蔣經國進行專訪，兩人開始有往來，后來又將家眷接至贛南。蔣經國當時非常器重他，常向他口中的“曹老師”請益，并力邀他擔任專員公署參議，但都被后者婉謝了。1941年秋天蔣經國改組《新贛南報》為《正氣日報》，曹聚仁積極協助并擔任該報總主筆。1943年報社遭日軍炸毀后，曹聚仁一肩扛起艱難的復原工作。同年春天，蔣經國自從贛南經過桂林前去見父親蔣介石時，帶上了曹聚仁同行，并將他引介給了當時的國府要員。蔣經國的日記中也記載，每年過年他都會和蔣方良帶上肉干等禮物去曹聚仁家中拜年。蔣經國對曹聚仁十分尊敬，甚至有一次提到他對后者有愧于心，后者的名字也多次出現在30年代至40年代的日記中。或許中共知道兩人關系非常密切，所以在曹聚仁1949年去往香港之后，要求他向國民黨傳話。于是蔣經國在日記中痛罵曹聚仁“流氓”，說“香港人聽曹某之遭遇，竟相信曹為我之親信。像這類人士不知道有多少，可不小心謹慎乎？”這是非常強烈的對比。林孝庭研究員認為，以曹聚仁與蔣經國在20世紀30-40年代的深交，日后成為國共間傳話的人物并不意外。

曹聚仁

第三是涉外事務問題。蔣經國在1945年曾與宋子文前往莫斯科，進行中蘇友好同盟的談判。當時國民黨內很多人認為，蔣經國曾在蘇聯12年，是“知俄派”人物，應當可以在中國對蘇的外交政策上扮演角色，這也是他本人和父親的期望。所以蔣經國雖然當時很年輕，但已開始從事對蘇談判的交涉和接收東北。但是國民政府接收東北非常不順利。1945年12月30日，蔣經國作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飛往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私人協商。他于當晚以及次年的1月3日與斯大林兩次會談。斯大林基本同意雙方在東北合作，但反對東北采取門戶開放政策，更反對美國勢力進入，他希望國民政府不要一面倒向美國，并邀請蔣介石訪蘇以平衡外交。在蔣經國的日記中，他“詳憶與史大林談話內容與其用意，竟夜未得眠”，第二次談話后他又是一夜未闔眼，深感“我國家之強弱，實操之于我國人之手，努力之時至矣”。關于與斯大林的談話，日記中只有短短數語，并無其他內容記錄。雖然蘇聯之行雙方達成若干諒解，然而蔣經國回國要求對方履行承諾時，蘇聯仍是百般推脫。國內輿論開始批評蔣經國，“毫無建樹”、“屈從俄人”、“有失國格”，認為不懂經濟的蔣經國，只想用外交手段解決東北問題，豈有不敗之理。后來蔣經國無奈辭去特派員職務，他本想在關外闖蕩一番，結果非但沒有立功，還被視為“親蘇派”責難。于是在日記中提到自己的修養與能力都“不足以擔大事任艱鉅”，并為此十分懊惱。在美國的外交文書中顯示，蔣經國與斯大林兩人用流利的俄語交談，而駐蘇聯大使傅秉常在旁邊聽得似懂非懂，并將經過告知美國駐蘇聯大使。

到了1960年代，蔣經國竟然還要奉父之命，處理臺灣地區與蘇聯之間一段不可能的任務。1949年之前處理中蘇外交這段不愉快的經歷，在之后被蔣經國帶往臺灣，繼續在其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并影響他對俄國人的觀感與研判。1960年代中共與蘇聯之間的分歧，讓臺北有了打“蘇聯牌”的空間，蔣介石也希望通過此舉試探美國的底線。他認識到，必須暫時放下意識形態的對立，以更務實的態度與蘇聯交往。1964年初，蘇聯駐日本大使館武官突然正式發柬邀請臺北“駐日武官”，出席蘇聯大使館酒會，這令蔣氏父子驚訝。后來1965年雙方又通過墨西哥的管道進行秘密接觸。甚至在1967年雙方計劃進行軍事合作，蘇聯同意將遠東的軍事基地租給蔣介石，并向其派出軍事顧問，提供軍火等。相關問題蔣介石在日記中也有過提及。在蘇聯特務“路易斯”赴臺期間，蔣經國也與之用俄語交涉，并自稱“一個來自蘇聯農場的老工人”，提及自己當年在蘇聯的經歷。

維克多·路易斯（Витал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уи）

從日記內容中可以看出，此時蔣氏父子的觀點已有差距。此時美國已經有意與北京改善關系，不可能再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也不愿卷入臺海地區的戰事。而年老的蔣介石，為了早日實現其目標，不愿放棄任何可以實現夢想的機會，寧愿接受意識形態上的宿敵蘇聯的軍事援助，故有將此接觸視為“戰略目標”的傾向。但是蔣經國由于早年不愉快的經歷，始終無法對俄國人信任，傾向于將“蘇聯派”視為一種戰術，用以試探美國的底線。所以1970年代當他主政，中美關系已接近正常化時，為了拖住美國他拒絕繼續與蘇聯人接觸。即便對蘇外交的慘痛經歷讓蔣經國對俄國人不信任，美國人卻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蔣介石與蘇聯人進行秘密交涉是受到蔣經國的蠱惑，因為后者在蘇聯生活了12年并娶了俄國妻子。這可謂歷史的反諷。蔣經國在日記中也展露了他對俄國人的不信任，在1967年5月3日提到“我可用人，不可為人用”。而同一時期的蔣介石日記中則在幻想如何與蘇聯“復交”，如何交涉外蒙古問題，如何讓國民黨與蘇共合作，讓蘇共黨員加入他“反攻大陸”實現后建立的“聯合政府”。1970年代的蔣經國日記中也反映其對蘇聯的看法。在1973年5月的日記中，他寫道：“有俄戰艦三艘以慢速度于本月十一、十二兩天，以慢速度通過臺灣海峽……亦為大局將變之征象。”對此蔣經國研判這是“俄方企圖向我接觸被拒而試加壓力”。林孝庭研究員認為，蔣經國這些對蘇行為主要受到其早年經歷影響，也可能與當時國際環境有關。

林孝庭著，《困守與反攻：冷戰中的臺灣選擇》，九州出版社，2017

蔣經國日記中的新研究題材

蔣經國的日記跨越42年，其中材料相當豐富，可以為近現代史研究提供相關素材。去年有訪問學者到胡佛檔案館查閱日記后，利用已經出版的演講、回憶錄，加上日記，將贛南時期蔣經國的地方治理，特別是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民生、經濟、社會與保甲制度等與同一時期中共在延安推行的制度，或更早的江西蘇維埃時期制度進行比較。在馬克思主義學院工作的學者也可以利用蔣經國日記開展研究。林孝庭研究員認為，還可以透過20世紀30至40年代的日記探討蔣經國對干部的訓練，及其在地方組織、社會動員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等方面的作為。日記中還生動描寫了很多抗戰時期江西社會基層的面貌。在1945年以后東北接收、國民黨內派系斗爭、以及國共戰爭最后一年的蔣氏父子關系，即從蔣經國的角度來看他父親的所作所為，都是可供發揮的題目。

林孝庭研究員認為，1949年之后是蔣經國政治生涯的攀升階段，在這一階段的研究方面，蔣經國日記可以提供非常豐富的材料。比如，蔣經國如何逐步接掌臺灣地區情報特務與軍隊政工，他如何在大陸嘗試“敵后工作”，他與美國人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關系，以及他一輩子從事特務情報工作自身有怎樣的思想和作為。林孝庭認為1949年后蔣經國逐步掌控國民黨軍事情報和“敵后工作”的經過，可以反映出他在國民黨內權力的消長起伏，他雖然身為“太子”，但在權力之路上并非所有工作都一帆風順。許多已出版的作品都將這一過程過于簡化，認為1949年以后蔣介石認定蔣經國就是日后的接班人。而且蔣介石想要栽培其子，并不意味著蔣經國就不會遇到內外政敵的阻撓。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勢力根本不信任蔣經國，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接班路程比想象中更復雜。

另一個新的研究題材就是“白色恐怖”。現在臺灣地區有很多人做相關研究，以追究國民黨在威權時期對“白色恐怖”的責任。那時蔣經國對執行“白色恐怖”造成的一些冤案的責任歸屬有何看法，從其日記中也可以反映出來。林孝庭研究員認為，一方面蔣經國在經手“孫立人案”、“吳國楨案”等事件時，為了確保其父在臺灣的地位穩固，必須要“雷厲風行”，“寧可錯殺一萬，也不放過一個”，以防可能發生的政變。但是蔣經國又無法獨自掌控情治系統，軍統、中統等到臺灣之后不聽命于他，因此在他的日記中不時可以看到挫折、無奈與焦慮。蔣經國的父親命其掌控，但是他又無法真正全盤控制整個情報系統，再加上國民黨內部的權力斗爭，這樣的復雜情形在日記中有所呈現。比如在“孫立人案”中，孫氏的部屬郭廷亮在國民黨羅織的所謂“自白書”中被稱作中共的“諜報人員”，導致孫立人被監禁33年。在蔣經國的日記中可以發現他內心其實非常矛盾，他一方面對國民黨的特務系統高度不信任，另一方面又必須倚賴這些人員提供的政治情報來監控政敵們的行動，并在必要時出手“防范于未然”。這日記有助于理解蔣經國如何看待1950年代的政治案件問題。

蔣氏父子的日記現已全部公開，林孝庭研究員認為我們能從中發現一個重要的議題，即“兩蔣”之間在重要問題上的分歧。進入1960年代晚期乃至1970年代后，國民黨的處境愈加困難，其權力正當性愈發弱化。蔣經國從其父親“反攻大陸”最高決策的堅決擁護者轉身以“建設臺灣”為優先考量。換言之，他無法實現蔣介石定下的“最高目標”，而是務實看待國民黨的生存問題。他迫于現實無奈，開始將臺灣地區內部革新與經濟、社會、教育的發展視為當務之急。不過蔣介石晚年未必了解蔣經國的思想轉變。或許蔣經國也認為，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后，以國民黨自己的力量想要回到中國大陸可能性已不高。

再者是蔣經國對所謂“民主政治”的看法。他早年很“霸道”，掌控臺灣地區的軍情特務，處理“白色恐怖”事件。但是在1980年代他終結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他性格方面的轉變由來令人不解。林孝庭研究員認為，可以以1959年蔣經國所寫日記為例，他在當年5月9日記錄自己在政工會議上講話的要點時提到：“應該認識時代，隨潮流之進步而進步，所謂獨占獨霸、非我不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亦不會再來了，記后只有講明、說服、采取共同的行動、決定一致的態度，方能使群眾誠服而來為共同之目的而奮斗，目前如欲不顧輿論而一意孤行，則致最后來一定失敗。”在同年9月16日的“反省錄”中他又寫道：“吾人處于今日之時代環境，再不可有獨占、獨霸之心理，亦不可稍存非我不可的優越感……任何的特權都將被消除，個人決定一切的作法亦應被淘汰。”此時蔣介石兩屆總統任期已結束，即將開始第三任，胡適、王世杰等人支持陳誠競選“總統”，讓蔣介石不再擔任此職務，以免“違憲”，進而倡導“民主化”。林孝庭研究員認為，那時蔣經國如此記錄是有感而發，因為有很多聲音要求蔣介石不能“違憲”連任。但就在同年1月2日，蔣經國還曾寫：“反動力量……以胡適為首的行動，已內應外合，企圖依賴美國，假借反共口號，結成集團，對抗我父親所領導的反共革命政府，以達成彼等之卑鄙政治欲望，相信我們必能戰敗此類下流的反動力量。”4月1日他又寫：“雷賊震又在其雜志上對救國團加以攻擊……瘋狗總有被打死的一天，絕無疑問之處。”此處他將《自由中國》雜志社社長雷震成為“雷賊震”。9月8日他又說王叔銘（時任國府“參謀總長”）“其中制造無中生有之謠言，又加罪于我身，總之政敵們無時不在暗算我，非將我置之于死地不可，自信一定能在敵人的面前挺起來，而且要作還擊之準備。”蔣經國在同一年寫的東西截然不同、兩極分化，由此可以看出他內心對于民主政治十分糾結，看法起伏落差非常大。

到了1970年代后，國民黨在臺灣地區統治的正當性已受到挑戰。蔣經國對各種選舉活動痛恨甚至辱罵。在其1977的日記中寫道：“各種選舉……事實上則為名利而爭也，并且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會中，或許選舉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為先的社會中，選舉反而成了勞民傷財之舉，但是又不得不辦。”林孝庭研究員認為，蔣經國心中其實非常糾結，他知道舉辦選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要做給國際社會看的“樣板”，以示國民黨在臺灣的權力具有正當性；但是他在骨子里是非常反感的，如果他有選擇余地的話，或許他希望國民黨能夠繼續一黨獨大，帶領一批最優秀的干部，帶領臺灣地區漸進發展，推行改革，而非一味采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林孝庭研究員認為，到了1980年代以后，蔣經國迫于壓力，不得不全面開放“黨禁”。因為當時不僅有來自美國的壓力，臺灣的南方和北方也都有內部問題。可惜的是1980年代以后蔣經國沒有再寫日記，所以無法得知當時他心中所想。但是從蔣經國之前的日記以及他過去的成長背景推測，他對于西方所謂的“民主政治制度”無疑地持有非常負面的看法。

林孝庭研究員認為，既然蔣經國日記已經公開，1949年之后的資料也越來越多地開放，那么在中國大陸學術界需要更加深入思考的是：1949年后兩岸關系史的拓展與強化該如何展開？有關1949年后的臺灣地區歷史未來該如何研究？或許可以思考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進行細部的、具有歷史延續性的探究。眾所周知，蔣氏父子1949年以后是以一個“失敗者”的身份逃到臺灣的，為了生存，他們與對岸對抗，接受美國援助，但是兩蔣在生命的最后都未放棄“一個中國”，甚至希望能回到中國大陸去。林孝庭研究員認為，這好比兄弟之間爭得你死我活，但是兩兄弟始終未曾想過改掉自己的姓氏，去認其他祖宗。這是一個大的格局框架問題。所以未來隨著兩蔣日記的公開，或許可以研究1949年之后的一些細部問題。

在講座的最后，林孝庭研究員展示了一些蔣經國日記的影像。每逢過年，蔣經國便會想起他的故鄉。在1950年2月16日他寫道：“今天是除夕，回憶去年在家鄉過年時候的熱鬧情形，發生無限的感傷。今日寄居島上，對于過年過節不發生任何興趣……”他在之后也有感慨“才短短一年，今天盡已在異鄉過年”之類的話。在13年后的1963年1月25日，他記錄：“……除夕夜，困處孤懸海上之臺島，遙念故鄉山水墓廬、父老兄弟。一年復一年，仍舊還是萬里未歸人。”每逢過年，蔣經國都很感嘆。1978年1月4日，在他快要成為地區領導人，元旦巡視澎湖馬公之時，寫道：“……風雨中坐觀海景，此心悲痛至深。茫茫大海對面是故鄉。望海念家為之淚下。”次日他又書：“屋后的白色茶花已將謝盡……杜鵑花即將開放，過了一年又一年。客居異鄉已有二十九年。想念鄉土之情與日俱深，不知何時還故鄉。”這些內容令人感動，林孝庭研究員認為，或許1986年蔣經國能開放老兵返鄉探親與此也有直接關系。蔣經國常在日記中提到，1949年他們帶了很多國民黨部隊到臺灣，這些人已經老去，數十年過去都無法回到故鄉，他覺得愧對這些來到臺灣的“外省人”。從日記也可以看出，在1949年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兩岸之間意識形態的對立，終究無法抹去蔣經國本人對大陸故鄉的深厚情感。這也是日后研究蔣經國思維時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吳景平教授與林孝庭研究員聯合主編的《宋子文與外國人士往來函電稿（1940-1942）》書影

精彩的講座之后是互動提問環節，林孝庭研究員回答了讀者的如下提問：

Q：請問蔣經國日記中對李登輝是否有記載？

A：蔣經國日記寫到1979年12月31日就沒有繼續了，他也沒有交代停筆的原因，所以我們無法透過他的日記去了解1980年代他如何思考“接班人”的問題。不過，他在1970年代確實對李登輝評價非常高。我們從蔣經國日記的不同階段可以看得出，他在日記中常常罵一些黨政要員，包括一些自認為是蔣經國所栽培的“親信”的人，唯獨沒有罵過李登輝。不但沒有罵，他還評價李登輝是一個“肯用科學頭腦做事的人”、“值得栽培的人物”。所以李登輝踏入政壇確實是由于蔣經國的栽培和賞識。他一路上有用心培養李登輝作為一個重要的技術官僚。但是，蔣經國對李登輝的賞識未必意味著要讓后者成為接班人。我個人認為，蔣經國基本上還是希望有一個“外省籍”的人物作為國民黨未來的接班人。國民黨是“以黨領政”，所謂“總統”、“副總統”是沒有權力的，最大的權力歸國民黨黨主席所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感覺蔣經國其實有意培養“行政院院長”孫運璿而非李登輝。但是出于省籍平衡，如果蔣經國繼續擔任領導人，那么副職一定要是臺灣省籍人物，在這種思考后他提名了李登輝。但是我認為，本來孫運璿比較可能作為蔣經國的接班人，只是蔣經國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沒能撐過1984年開始的第二個六年任期。我認為他本打算在1990年代交棒，如果孫運璿做得好就會接任，可惜1988年他就去世了，造成李登輝成為臺灣地區領導人的局面。雖然從過去日記觀察，蔣經國確實賞識李登輝，但他也賞識過其他人，不能單獨將蔣經國在日記中對李登輝的贊美等同于他未來會讓后者繼任領導人，只能說他當時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栽培的人才。

林孝庭研究員的分享結束后，吳景平教授進行了點評。吳景平教授認為，國民黨去臺以后，從文化、心理、過往的歷史上都無法割舍對大陸的關切。從日記中也可以看出蔣經國是如何看待所謂“蔣宋家族”成員的關系和恩怨，以及其對于臺灣地區方方面面影響的。另外，蔣經國日記涉及到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的一些重要人物與事件。除了與中國大陸有關的信息，蔣經國日記中也透露了美國與中國臺灣地區關系的相關問題。吳景平教授認為蔣經國日記有其特殊的價值，但是研究時仍需結合其他相關資料；這方面胡佛研究所就有很多得天獨厚的藏檔，另外臺灣地區如國民黨的研究機構也有相關檔案。總體而言，蔣經國日記的公開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新線索，相信會進一步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化與拓展。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艷